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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人物生平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1],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

  李端棻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州师范学校的创始人。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2]。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余首诗。

大事年表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人,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

  1852年,李端棻补博士弟子员。

  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4]。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4]。

  因文学而受清同治、光绪两朝知遇,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4],全国会试副总裁。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十分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变法时,李端棻积极参与,光绪帝将其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大力推行新政[3]。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贵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李端棻联合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雪涯洞,改设为贵阳中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贵阳中学堂改称通省公立中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从弟李端榘子葆忠嗣,由继子李葆忠将李端棻葬于贵阳大关口。

重要事件

策划变法

  光绪十五年(1889)秋,衡阳籍内阁大学士李端棻为主考官典试广东乡试,福建王仁堪为同考官。此年为巳丑恩科,考生云集。作为主考官的李端棻见梁启超少年倜傥,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阅其文章,见其文熔经铸史,言辞犀利,气势沛然,与自己的心思颇有默契,便点为第八名,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言谈中,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知其有忧国忧民、胸怀四方之志,久后必成大器,遂萌生联姻之意,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仪的千金李蕙仙相许配,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李梁联姻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前往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梁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棻的敬爱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光绪帝多次降旨求贤,但朝中大臣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为保全自身的福禄富贵,极力阻挠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荐了16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包括创建自立军、从容就义的唐才常,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夏曾佑等。仅此,李端棻的功绩可光耀千古。甲午战败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暴露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先知先觉的李端棻与康有为、梁启超力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共同谋划上书光绪皇帝。他们联络了十八省的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号召了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603人。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

  康有为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李端棻与康有为结缘,自然始于梁启超。李端棻、康有为皆为梁启超的老师。李端棻为朝廷重臣,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园老称之。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慨然写成《上清帝第一书》,本答应荐举转呈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看了上书之后,恐获罪最终未上达皇帝。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由于位卑言轻,丝毫不起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

  变法需要人才,荐举维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变法思想的第一步,此举为变法争取了必要的人才条件。

抗疏维新冠九卿——组织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1898年7月2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7月5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李端棻以《请推广学校折》投身于变法,从而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上的实现,提出维新教育的变法纲领,为维新教育指明了方向,并贯穿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导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5月,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是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于冒犯刑诛的《上清帝第五书》,无人敢为代递。这时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联络九卿上折支持康有为上书,但九卿中无一人敢联名,李端棻最后决然一人上折,大言维新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递交总理衙门后,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动”。而此时原本策划荐举康有为的帝师翁同龢发生了动摇,对于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变法主张,翁同龢表示极其反感,并最终放弃了保举。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绪皇帝手中,谕令议决,但最终被奕劻等守旧大臣否决。不开制度局,维新派就不能掌握变法的领导权,新政则难以推行,变法将会层层受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作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中央大员,李端棻毅然坚持对康有为的荐举,条陈具体变法事宜,这对于平衡当时变法的形势,改善康有为等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李端棻的此举增强了光绪帝重用维新派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端棻始终如一地荐举康有为,其原因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时刻关心变法的荣辱成败。

开懋勤殿、删改则例——推行变法

  尽管李端棻知道变法的道路艰难,前途难料,但他仍不畏惧、灰心,仍然抓住时机,凭借自己所处的官职和地位,向光绪屡屡上书谏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该折内容有: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曰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此折其实是一份政治改革的纲领。而这时正是维新派开制度局受阻,康有为被守旧派围攻驱逐之时。李端棻依据其“君民共主”的思想,提出“开懋勤殿”、“改定六部之则例”变法策略,实质比康有为所提出的“制度局”更胜一筹。其所言的“懋勤殿”相当于西方的议院,所言的“通才”不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而是由臣民推选的维新人士,既有权制定法律,又能监督朝廷施行。选通人入懋勤殿即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

  李端棻曾任刑部侍郎,深知几千年来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流传下来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规矩的不合理性,且对于清代法律的弊端感同身受,因此要求议定新的法律。但如果一旦修改了旧法,必将动摇清廷枢臣后党的现实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康有为曾在被光绪召见时请删裁则例,因李鸿章、荣禄的反对未能付诸实现。而今李端棻具折极言旧则例的积弊,请求删定,受到光绪帝的重视。对于康有为开制度局的陈请,光绪皇帝的处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议;对于李端棻开懋勤殿的陈请,光绪皇帝最后“决意欲开懋勤殿”,打破交由部议的定例,直接向慈禧摊牌。光绪皇帝还亲自拟定入值懋勤殿顾问官名单,由李端棻担任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以议制度。由此,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自然无庸置疑了。

  1898年8月27日,光绪帝下诏令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修改,并于9月1、2日两次诏谕吏部、户部迅速删定各衙门例案,令将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伴随修改则例之举的是裁减冗员。清廷机构庞杂、官员繁多是腐败的温床。李端棻曾任仓场总督,对漕员的闲置深知弊害,曾奏请裁撤,并自行辞职以示决心救治腐败。光绪深受感动,不顾旧官僚的阻遏,毅然接受裁撤之谏,将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闲置衙门裁汰,遂将变法维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鉴于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卓越表现,光绪对其特别器重,1898年9月3日,光绪擢升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主管宣传教育科研文化的副总理),负责掌管全国的教育行政,同时提拔支持变法的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锡蕃为左右侍郎。自此礼部皆有喜言新政的官员主持,从而言路大开,变法得以畅行。1898年9月5日,在李端棻的力荐下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李端棻到职尚书视事之后,就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将其兴学育才的思想从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由京师遍及各省州府县,立学堂取代科举,以普及教育,将全国的教育变革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到光绪皇帝任命礼部新堂官、军机四卿;从李端棻提出开懋勤殿,到光绪皇帝决意开懋勤殿并亲自拟定入值顾问官名单,作为济难瑰伟之才的李端棻,受命于危难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1898年9月21日,变法渐入高潮之时,慈禧太后公开出面训政,废除新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李端棻因密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当其冲,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十月四日,慈禧向内阁下达懿旨:“李端棻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未减,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但今天人们在大赞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功绩,歌颂戊戌六君子为革命献身的高尚气节之时,却少有人提到起到核心作用的功臣李端棻。

  戊戌变法虽然以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光绪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终,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道路上,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不得不接过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政治改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1906年,被迫进行宪政。戊戌维新的罪臣终成历史的功臣。《清史稿》中有明证:“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剧起,激成政变。”

  整个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有为是倡导者,真正谋划策略的则是李端棻,其是两者联系的桥梁,对变法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是领袖层的核心。李端棻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进入清廷中央权力层,以后又转任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百日维新中的礼部尚书。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对于清廷的重要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倘若没有李端棻的牵线搭桥,呕心沥血地努力争取,变法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戊戌变法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首倡京师大学堂引

  1896年时为刑部左侍郎时,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设置“京师大学”的建议。

  李端棻,字绊园,祖籍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大半生住在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二日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朝廷中他以直言不讳著称。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4]。

  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年(1894),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对士子们的学业成绩极为关注,并善于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历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职。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人事制度,千余年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清朝更规定科举文章专用八股文,这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词章误此生”的诗句——遂萌生变革之意,而有举办学校之请,这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办学”的观点和主张相一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而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也一订再订。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的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提出:“以科举取士,必然触及人才。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人们知道,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以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则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

  对此情况,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早有评述。先是康有为自己捐资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强学报》,由梁启超、李梦华为编撰。同时还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以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该学会所办的事主要有五:一是编辑东西文书籍,二是创刊新报,三是开图书馆,四是设博物仪器院,五是建立政治学校。其开创中国组织协会学会之先河,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序曰:“痛述亡国后悲惨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泪下,故热血沸荡,民气赖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禁例请旨查封。强学会虽被封禁,但自此以后风气渐开。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胡孚实奏请解禁,于是将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

  1896年五月十四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五月十七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评价很高,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就是本着李氏奏折的本意制订了章程八章四十九节八十余条。

  李端棻在奏折中除请办学堂之外,还建议各省设藏书楼,在所建学堂中设仪器室,在京师设译书馆,并在京师与各省及繁华商埠设大报馆,又建议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这可称为“一经五纬”,即以办学堂为经,以其他五项为纬,他认为:“若此则中人之士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自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忧,下以慑列强之狡诈,道未有急于此者。”此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仅于1898年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接着各省的大学堂、中学堂也纷纷建起来了。

支持变法革职

  自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由于李端棻积极参与变法,屡上奏折,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议制度,这在当时极端守旧的中央大臣中极为少见。所以梁启超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指的就是李端棻。

  1898年7月22日李端棻被授职礼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教育行政。依清朝官制惯例,必须满汉兼顾。李氏乃汉族,因而又以满族裕禄并任尚书。李端棻成为济世瑰伟之才,在新进官员中,他的官职最高。

  变法失败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NFDCB?台,并于同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李端棻以“保荐匪人”的罪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在那年中秋节离开北京时曾有诗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由兵丁押解离京,踏上远戍西域的旅途。一路艰辛,来到甘州(即今之张掖)。因病留甘州治疗,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已六十九岁。1902年贵州巡抚聘他主持贵州通世学堂讲席。那时学堂在贵州才是初办,仍保持着过去书馆的月课制度。李公觉得变法虽失败了,但萌芽新政必须推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遂决定以奖掖后进、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他在主持月课时,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西方的民权、自由思想。他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学生们对此闻所未闻,哗以为怪,并作竹枝词说:“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有的还指责他:“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李公不因受人诽谤而悔恨,只是为自己所讲的内容不能被人们理解而感遗憾,乃作联语一则,挂在学堂的墙上,以表心迹。联语云:“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师生们读后很感动,认为先生从远处着笔,对地方人才流露出一片真情的期望。李端棻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其中拳拳爱国之心,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晚年资学

  李端棻晚年在贵阳家中,于忧国忧民、执教讲学之余就是栽花种竹、饮酒赋诗。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这个学堂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贵阳一中的前身。临终前数月,他虽是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3]。

李端棻墓

  李端棻墓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水塘村大关口松山半阜上,1987年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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